新华网南京5月20日电(记者周国洪)有关专家认为，我国信用评级制度建设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：信用服务市场，是否需要政府参与？
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林均跃研究员认为，现阶段市场的启动，政府支持甚至是直接参与具有重要意义。根据发达国家信用管理体系的模式，并借鉴我国部分省市的经验和做法，我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，不能纯粹靠市场来推动。
首先，我国尚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，政府调控能力和动用资源的能力最大。有关信用的主要信息大都分散在政府各部门或银行手中，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信用评级体系，尤其是征集信息数据，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是不可能做到的。
其次，目前社会各界对信用和信用消费的认知度、依赖度、认同度差异很大，加之长期以来社会信用观念淡薄、虚假失真信息泛滥，信用信息的权威性面临着各种挑战与考验。相对来说，只有政府部门提供的信息才有一定的权威性，可以作为测定一个地区的经济水平、企业信用等级的基础。
另外，政府能够创造出信用需求，如：政府直接参与信用评级；政府领先承认信用评级结果；政府在执行其管理职能时引入评估要求(香港金管局对某些债券予以税收优惠时，规定这些债券必须具有监管当局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) ；政府还可以为经济活动制定强制性评级要求，以创造需求。
然而来自一些征信国家的代表却认为，信用服务业应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。标准普尔香港办事处的业务拓展董事许尹韶女士介绍说，在标准普尔公司的发展过程中，市场的启动和认可是完全依靠市场经济的法则和运作机制，靠行业的自我管理而成长壮大的。在这种运作模式中，利益导向是核心。美欧等经济发达地区，是典型的“市场驱动型”发展模式，政府仅负责提供立法支持和监管信用管理体系的运转，评级机构的生死存亡，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投资者的需求。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属于“政府驱动型”发展模式。在这种模式下，评级机构的生命则系在政府机构的“腰带”上。这样做会带来副作用，一是可能增加经济活动的成本，二是可能造成不同金融工具之间的不平等竞争。从亚洲各国的实践来看，政府驱动的发展模式效果并不理想，印尼、印度、马来西亚等都曾成立过由政府部门牵头的信用评级公司，但这些评级公司并未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起到有效的防范作用。 |